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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刀郎湖北演唱会火了。武汉方面评估，刀郎演唱会安全风险等级为红色等级。事实上，演唱会现场的气氛，歌迷的情绪，配得上武汉市公安局高位的安保等级。

　　视频里的现场画面已经足够震撼。我被一首红歌感动到哭，就是那首“我们走在大路上”。从这首歌中，我听到了团结与奋进，听到了正气与希望。昂扬的斗志，在演唱会现场被所有观众淋漓尽致的宣泄着。我甚至认为，刀郎的“红”，绝不是偶然现象。他的“红”，是心之力化育生发，是他与歌迷的一场高级的灵魂碰撞。刀郎用“顶流”，诠释了老百姓喜爱、拥护的人民文艺，足以成为文艺史的里程碑，成为文艺界标杆。

　　我想到了什么？我想到了1942年5月的延安杨家岭。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，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召开的文艺座谈会。在5月23日最后一次会议，应作家们的强烈要求，谦虚低调的毛主席讲出的一篇经典。正是这篇讲话，让广大文艺工作者懂了“我们的文艺”与“他们的文艺”有什么不同，也推动了文艺思想运动的发展。毛主席所说“他们的文艺”引用了列宁的分析，即“他们的文艺”有两种，一种是为沙皇统治服务，另一种是为资产阶级赚钱而服务。什么样的文艺，才能感觉到自由？为自己内心的崇高信仰而呐喊的文艺，才称得上自由。这种自由，摆脱了沙皇和蒋介石的专制统治，也摆脱了出版商给你定义的名位主义，甚至摆脱了无政府主义者定义的个人主义对自由的幻觉。这样的自由，扎根土地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
　　刀郎之所以“红”，很大程度上可以得益于他对毛主席讲话的精准理解。文艺为人民，当然能获得人民群众喜爱和拥护。这时的文艺作品，是充满力量的，这种作品的力量，来自于心之相通，来自于情之共鸣。

　　回到题目。什么是“顶流”？我们赞扬什么，批评什么，一定是有阶级立场的。人民文艺，一定要靠人民立场下的优秀文艺作品去阐释。有人说，这又回到了阶级斗争的轮回。而我要说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，我们的立场不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，或者是资产阶级。我们的立场是人民，只要能够为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人，我们都要团结。当然，这其中的工人和农民是占多数的，是人民中的决定性力量。正如麒元先生周六所讲《中庸·祖述章》提及的重要观点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所谓阶级立场，有时看的是初心。在和平年代，如果是为自己的利益，盯着具体的人、具体的企业、具体的现象，实质上制造了对立，造成了阶级撕裂、族群撕裂，也造成了自己“偷税被罚”的局面，那就是违背了初心，也背叛了自己的阶级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这时候，也很难再“自由”表达你的意见。

　　刀郎为什么受追捧？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经历了岁月考验的刀郎，征服大家的不仅是艺术，更是人性。摆脱了名位主义，也摆脱了无阶级立场的自由主义，刀郎在新时代显得更为“平静而温润”。唱“我们走在大路上”时，革命旗帜不可阻挡；唱“罗刹海市”时，马户又鸟无处遁形。所以，有人评价刀郎“文人骂人，句句刨坟。十年封刀，拔刀封神。刀刀诛妖，句句诛心”。文艺的批评，批的是道德，批的是人性。行道而为德，失了天道，德也就走偏了。而人性呢？有些是虚假的。有些文艺工作者所笃信的内心、自我和普遍人性，仅仅是精心设计的骗钱的广告。阶级任旧存在，人性就有阶级性。抛开阶级谈人性，就没有立场的愚昧，或者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。

　　刀郎用“顶流”诠释人民文艺。因为，没有能够脱离社会的文艺工作者。所以，“顶流”就必需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也一定能被人民群众所认可，所喜爱，所追捧。

　　刀郎没有被灯红酒绿的文艺陋习给同化，保持着自己的本真，保持着对听众的尊重。这种感情是朴素的，朴素才接地气。最拙朴的才是最能走入人心的。听众不是傻子，尤其是刀郎的听众。对待刀郎和华晨宇，我是爱憎分明的。刀郎永远都不可能花枝招展的出现在舞台上，因为他的受众是人民。[比心]

　　文艺不会孤立存在，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，才有存在的价值，这就是文艺的阶级性。